背景知識

日本帝國統治臺灣的的五十年間，臺灣總督府對臺灣進行了許多大規模的、全面性的、持續性的調查，不管是土地調查、林野調查、臨時戶口調查或國勢調查，所累積出的統計資訊都相當可觀。台灣總督府更對於政府運作的實況，製作並留下了各種統計資訊。這些調查統計不僅是當時日本治理台灣所仰賴的基礎知識，更成為當今瞭解日治時期的台灣所不可或缺的資訊。

1985年（明治28年）日本開始統治台灣之後，經歷了初期的摸索與論辯，在1898年（明治31年）兒玉源太郎總督與其民政長官後籐新平就任之後，確立了殖民統治前期特殊統治主義的基調。曾留學德國的後藤新平提出科學的殖民政策構想，強調殖民地統治應以對於舊慣的完整調查、專家的研究分析為基礎。在這樣的殖民治理策略下，從1898年開始，臺灣總督府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與財力，陸續展開各項調查事業，特別是1901年成立、1919年裁撤的臨時台灣舊慣調查會，對於台灣社會進行持續且大規模的實證調查，並且據此完成了大量的調查報告書與統計。而在臨時台灣舊慣調查會成立之前，為了掌握殖民地的土地狀況，台灣總督府也已陸續進行了土地的調查，在1898年9月成立了「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在1898年到1904年間，針對水田和旱地等田園實行地籍調查、三角測量及地形測量三種土地調查事業，又從1910年起針對林野和台灣東部（臺東廳、花蓮港廳）的田園進行調查，這些土地調查都留下了相當可觀的土地統計資訊。

臺灣總督府也對於殖民地的「人口」進行了精密與徹底的調查。1902年2月，日本帝國議會通過了「國勢調查法」，預定於1905年在日本全國實施國勢調查。然而日本官員認為日本內地還難與臺灣實施同一程度的調查執行，因此日本內地的國勢調查暫緩。1903年，臺灣總督府制訂「戶口調查規則」，同年8月，東京統計講習會派遣官員水科七三郎到臺灣擔任臺灣戶口調查統計事務的專任職員，9月臺灣總督府也舉行了第一回的臺灣統計講習會。11月時臺灣統計協會成立，隔月發行了該會的創刊號雜誌。為了能順利執行戶口調查，1904年8月選在臺灣桃園廳桃園街進行了人口調查的實地試驗調查。1905年5月，臺灣總督府成立了「臨時臺灣戶口調查部」官制，並於同年10月實施了第一次臺灣臨時戶口調查，相關人員為監督委員842人、監督補助委員1339人，及調查委員5224人，共計7405人，此為臺灣社會首次接受國家高權的全面式調查。其後，臺灣總督府於1915年10月實施了第二次臨時戶口調查。1920年10月，包含日本內地（但不含朝鮮），終於首次進行日本帝國全國性的第一次國勢調查，並於1930年10月實施第二次國勢調查。根據歷次的國勢調查與戶口調查所得到的人口狀態資訊，台灣總督府出版了臨時臺灣戶口調查、台灣人口動態統計等統計書。
臺灣總督府在台灣進行的各項統計調查，不但規模龐大，調查事項豐富，出版速度也相當快速，可說是當時日本國內最完善的統計調查事業。以1905年進行的第一次臨時戶口調查為例，該調查不但獲得日本內地學者好評，多次獲學者使用並撰寫文章，調查結果甚至也英譯後提供予國際學界，相較於同時期的其他英美殖民母國，當時日本在臺的調查事業相當先進而進步。如以日本國內來看，臺灣在1905年時即展開全面性的戶口調查，無論是1920年始首次進行國勢調查的日本內地或同為殖民地的朝鮮，在統計事業的發展上均未能達到與臺灣相同之水準。因此，臺灣總督府在台灣進行的種種調查，實可作為當時日本國內統計事業的學習範本。此外，對於殖民地政府的各種運作實況，台灣總督府也持續地製作並出版各種相關的公務統計，包括年度出版的台灣總督府統計書，各地方州廳的地方統計書，以及如犯罪統計、糖業統計、戶稅統計等各種專門的統計書。

1945年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接收了臺灣總督府統計課。當時的統計室主任專員胡元璋曾撰文正面肯定日治時期的統計事業，認為「為加緊殖民地的控制，考察各種施政進度，透視其變遷及演變情形，作為強力施政的根據，進而統治臺灣各項建設，使之加速發展，則直接或間接均須加強統計事業不可」，並認為「過去所以獲得昭著的成績，能收發揮效能的原因，不外機構嚴密，人員充實，經費充沛，並能在五十年來如一日的繼續不斷的向前邁進，從不間斷」，顯見當時的接收人員對於日本殖民政府五十年來累積的統計成績，極為驚訝。然而在戰後仇日的氛圍底下，「去日本化」為當時的重要課題，以「動機論」來清理臺灣被遺留的日本遺毒再適當不過，因此行政長官公署統計室主任李植泉即在《臺灣省五十年來統計提要》內寫道：「我們知道過去日人在臺，為加強殖民地行政，歷年所辦統計，其成績幾在其本國之上。接收時見其統計組織的嚴密，圖書設備的充實，規章法令的完善，工作規模的宏偉，出版書刊的豐富，在在都足以表示對於統計的重視。他們藉統計的嚴密，以逞壓榨之陰謀」，字裡行間似乎以為，這些完善嚴密的統計資訊，都僅為日本殖民政府為完成充分的控制所採取的政治工具。

這種出於「殖民動機」或「政治控制」的官方詮釋手法，雖然在當時獲得學界主流的呼應，認為日本時代的各種政策無非是為了配合殖民的變相政治工具。然時至今日，學界已經出現許多不同的看法。有學者從傅科（Foucault）的「治理理性」與「規訓」來觀察一個外來的殖民政權對於治理臺灣的一種焦慮。統治者的焦慮是透過建置一套完整的統計資料網，每年在政府調查事業裡生產與再生產數以萬計的數字，並藉由這些數字、圖表，建立了詳細而充分的知識體系來增加統治的確定性。同時，也有學者觀察到一個有趣的現象，當時的歐美殖民母國，除英國曾於1881年在印度進行大規模的人口調查之外，其他殖民母國幾乎沒有在殖民地進行如日本對台的這種詳細縝密且持續性的統計調查。即便是1910年成為日本殖民地的朝鮮，日本在當地的統計事業的進行也不若臺灣的順利。從這些歷史資訊中可以發現，台灣在日治時期所累積出的這些官方統計資訊，實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可用以進一步探討殖民主義的性質與差異。